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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丨曾应枫：“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中新社广州1月24日电题：“恭喜发财”，广府有何独特新春年俗？

　　——专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

　　中新社记者程景伟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国各地春节习俗也有差异。

　　在中国南方，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主的广府人过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特色，甚至传至港澳及海外。广府人如何过春节？年夜饭必吃哪些菜？迎春花市“行花街”、拜年爱说“恭喜发财”，又有何种意涵？岭南民俗专家、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广府年俗及其蕴含的美好愿望、文化特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广东三大族群之一，广府人过年有何独特之处？

　　曾应枫：从古代岭南到如今沿海开放的广府人，过年习俗自成一派，丰富而多彩，传统又新鲜，备年货、团年饭、行花街、迎财神、赏花灯等，历经千百年，形成一套以“除旧迎新”为主题的程序，成为约定俗成的仪式。比如，人们见面一句“恭喜发财”的拜年问候，就显示广府年俗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差异。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西湖花市上与“财神”合影留念。陈骥旻摄

　　根据广府年俗活动的集中情况以及人们着手准备“过年”的普遍时间，春节一般从腊月廿三或廿四“谢灶”(送灶君老爷上天)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为止。也就是说，从“谢灶”那天起，就进入年关，这是过年的序幕。之后，要大扫除、购置年货和准备年宵食品、年夜饭等。俗谚“年廿三，洗衣衫；年廿四，扫屋子；年廿七，执归一；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脏物都搬走；年卅晚，团年饭后去卖懒”，基本把广府人忙碌的年关讲得比较清楚了。

　　值得一说的是，以往，除夕之夜，广州西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卖懒”风俗，就是各家各户的小孩提一小灯笼，拿一红鸡蛋和一个茨菇，三五成群在街头巷尾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不懒。”“卖懒”寓意新的一年更勤奋，可惜如今这种风俗在广州等城市已逐渐消失。

广州一新春民俗文化活动上，市民爬上“金山”摘水果。高16米的“金山”上堆砌着苹果(代代平安)、柚子(越碌越有)、甘蔗(掂过碌蔗)等具有吉祥寓意的水果，吸引游客“爬金山”讨好兆头。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民以食为天，春节美食通常在一年中最丰盛。广府人春节美食有哪些特色，蕴藏了何种美好愿望？

　　曾应枫：广府人传统年货包括鱿鱼、发菜、冬菇、虾米、粉丝等。年前还要开油锅，炸油角、炸煎堆、炸蛋散、包油角等食物，一般是全家动手，丰衣足食。蒸糕也是广府人过年的必备，除了蒸年糕，还有蒸萝卜糕、马蹄糕、九层糕等，既好吃又讲“意头”，象征“步步高”。

民众在广州一茶楼饮茶、吃点心。陈楚红摄

　　团年饭也叫年夜饭，这是广府人过年的重头戏，是一家人一年当中最为讲究和隆重的一餐饭。广州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广府人喜欢白切鸡，也称“白斩鸡”，还有鸭、鹅等三鸟，食材要求新鲜。烧肉肯定少不了，好吃且有“好意头”，寓意“红皮赤壮”，人丁兴旺。当然也要有鱼，寓意“年年有余”，团年饭的鱼要求新鲜，一般多是清蒸。此外，还有好多传统美食佳肴，如芋头扣肉、发菜焖猪利、生菜以及老火靓汤。

　　中新社记者：今年春节，广州多地重启2023年传统迎春花市，广府人为何如此热衷“行花街”？

　　曾应枫：广州素有“花城”美称，市民春节“行花街”历史由来已久。西汉陆贾所著的《南越行纪》记载，当时的妇女“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明代，广州花市已是著名广东“四市”之一。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有相关记载。广州真正成规模的迎春花市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初。民国初期，广州拆城墙开马路，花市空间扩展。“年三十晚行花街”逐渐成了广州市民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行花街”民俗有增无减，发展规模越大。

2019年2月2日，广州西湖花市开市，吸引市民前来游玩。陈骥旻摄

　　在广州，“行花街”的高潮是在团年饭后。大人和孩子喜欢金桔，又好看又好吃，寓意“大吉大利”；年轻人喜欢大朱砂桔和吊钟花，寓意“财源滚滚，大展鸿图”；未婚男子则钟意买桃花，扛着它在花市转几个圈，寓意“行桃花运”；主妇和老人多喜欢买菊花、剑兰、水仙、鸡冠花等时花。

2019年2月，市民在广州天河花市选购迎春花卉。陈骥旻摄

　　2021年，广州“春节(行花街)”列入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广州2020年、2021年、2022年没有举办正式的大型迎春花市，但很多市民还是会上街购买年花。今年春节，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西湖路迎春花市等多地花市复办。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人拜年喜欢讲“恭喜发财”，这跟广东经济状况有关吗？

　　曾应枫：“恭喜发财”是广府人拜年最多的用语。有研究显示，“恭喜发财”源自清末时期的广州十三行。据民间说法，在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一些中国人每逢过年时都会到行商商馆里去拜年，一进门便不停地说“恭喜发财”。此后，“恭喜发财”广为流传，成为一句常用的新年祝福语。

　　广州被称为千年商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商业氛围浓厚，一直是富庶繁华之地。实际上，一句“恭喜发财”表明了人们的新年愿望——希望收入有提高、经济上有盼头，迎来好生活。

2022年2月，游客在春节假期期间来到广州白云山上观赏广州城区风景。陈骥旻摄

　　在包括广府地区的广东各地，春节期间，长辈会向来拜年的晚辈派“利是”，“利是”即红包，表达对晚辈的祝福。节后返岗后，很多未婚人士还会“逗利是”，遇到已婚同事便道“恭喜发财”，紧接着俏皮地添多一句“利是逗来”。至于金额多少并不在乎，金额10元(人民币，下同)、20元的利是，大家都乐意接受，派利是的人也没有压力。这一点非常好，没有攀比的风气。

岭南年俗——利是封。陈楚红摄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著名侨乡，祖籍广州、佛山、江门等地的华侨华人众多，广府人遍布世界各地。据您观察，广府年俗年味在海外的传播和传承怎么样？

　　曾应枫：广府年俗随着广府人的迁移而传承至港澳及海外，春节作为阖家团圆之日，对传统年俗的延续也是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联系纽带的延续。比如，“行花街”民俗除了影响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城镇，香港、澳门等地亦有花市，并辐射至东南亚等地的华侨聚居区。

　　广府年俗起到了增进家族亲情、提升文化认同感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海外的广府人也过中国年、吃年夜饭，尤其是岁数较大的华侨更是重视春节。每年春节，本人在海外的亲戚都会寄回拜年贺卡，虽然贺卡通常是圣诞卡，但写的内容却是中国春节的问候和祝福。年年如此，从未忘记。

广州猎德幼狮班的学员在猎德李氏宗祠练习舞狮基本功。陈楚红摄

　　在海外，广府华侨华人社团是广府年俗传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桥梁。每年春节，广府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在唐人街等场所开展舞龙舞狮、派利是、花车巡游、中式美食品尝等活动，非常热闹。我们要进一步依靠海外华人社团的力量，支持其举办各种新春活动，并吸引年轻人参与。

　　中新社记者：广府年俗是否折射出了岭南文化的特点？广府年俗传承发展路在何方？

　　曾应枫：广府年俗作为中华民族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起源、节日时间、节日文化心理等方面体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同时，广府年俗更是岭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祭祀、饮食、交往等各方面呈现出了浓郁的岭南风情。无论是年夜饭、“行花街”，还是拜年语“恭喜发财”、派发“利是”，均体现了重商务实、重彩头、包容性较强等广府文化特征。

广东佛山民众在快子路选购挥春。陈楚红摄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广府年俗也在变化。当然，一些习俗也无可避免地面临消失的局面，比如前面提到的“卖懒”；现在，除夕夜难以听到鞭炮声。广府年俗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值得思考。我认为，应顺应时代进步，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融入现代元素，赋予新的生命力。比如，通过社交平台抢红包、拜年，就是科技进步下的春节新现象。

2019年2月，广州越秀公园迎春花灯璀璨绽放，缤纷炫目的各式花灯吸引市民前来观光游玩。陈骥旻摄

　　值得一提，在广府地区，除夕夜交子时燃放“开门炮”是重要年俗之一。旧时，春节燃放鞭炮有着“吉祥迎新”“驱瘟驱邪”的意义，这一民间传统延续数千年。如今除夕燃放“开门炮”，迎新送瘟神，更有提振人心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曾应枫，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历任三届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创作出版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民间文学等三百多万字，多次获得省市各类文学奖项。代表作有《广州故事》《省港人家》《俗话广州》《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广州牙雕史话》《纤云弄巧摆七夕——广州乞巧节》《龙舟竞渡——端午赛龙舟》《织金彩瓷——广彩工艺》《舞动南方——南派醒狮》《广州民间艺术大会堂》《传承与守望——广府文化“非遗研究与实践》等。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