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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新蓝图，为何空前强调高质量发展？******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国发展新蓝图，为何空前强调高质量发展？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李晓喻)中共二十大报告描绘了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蓝图。其中，高质量发展被视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5年前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高质量发展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迈向下一个历史性跃升的必然要求。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增长到114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相对落后。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中国才能将经济增长的潜力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红利，将量的积累转化为质的提升。

　　在陈文玲看来，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然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圭臬，就必须且只能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没有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和支撑，中国也很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升温之际占据主动。

　　针对何为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此前曾作出解释：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高质量发展成为最重要“指挥棒”，将对中国经济大棋局产生深远影响，一系列新变化将接踵而至。

　　今后，众多新的“坐标系”料将浮出水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怀国表示，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预计将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相应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都将加快出炉。

　　今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料将提速。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及，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记者称，眼下中国不少地方仍存在保护主义、“画地为牢”等倾向，导致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不畅，不仅损害国内大循环健康发展，也影响其可靠性。预计今后中国将以更大力度破除各类市场隐性障碍和地域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今后，中国料将在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上加大投入。据官方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市场主体总量已达1.54亿户，但对行业有重要影响的“头部企业”不多；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席位近年来明显增多，但竞争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美欧同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陈文玲表示，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企业仍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中下游，这与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并不相符。只有抓紧培育一批高质量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才有依托。(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